2019年3月，北卡的春寒还未褪尽，杜克校园的林木间藏着细碎的晨光，我踏着这份清润，走进了Stuart Knechtle教授的移植中心。树兰卓越工程奖的证书带着温柔的触感，更载着沉甸甸的暖意——这是2018年春月里，郑树森院士、李兰娟院士发起设立的树兰基金，为青年医者递来的一束光。深知基金以“树蕙滋兰，济世救人”为初心，始终致力于扶持青年医疗人才成长，为我们搭建起跨越山海、求索真知的桥梁，这份培养与期许，让我满心感激。正是这束光，穿过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的无影灯，越过太平洋的波涛，将我从卢实春教授团队的手术台旁，引向了这片陌生却又契合的土壤，让我得以在更广阔的视野里，探寻肝移植医学的进阶之路。

        回望在国内的日子，肝移植这门学科，于我们而言，是在希望与局限间寻找平衡的修行。教授常说，手术刀下的每一寸肌理，都牵着一条鲜活的生命，我们既要与时间赛跑，也要与体系磨合。器官移植带着几分亟待生长的青涩。供肝的流转与分配，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，在区域与效率间试探。我们握着手术刀的手，藏着急与盼——急的是患者眼底的渴望，盼的是能有更流畅的体系，让生命的火种少一些中途耗损。而树兰奖的资助，恰似一阵东风，让我得以跳出熟悉的语境，去看看另一种生长模式下，肝移植医学的模样。

        北卡的研修时光，像一杯慢煮的茶，初尝是陌生的从容，细品方知是体系浸润出的底气。Stuart教授的团队，将“精准”二字刻进了每一个诊疗环节，没有国内手术室里那般争分夺秒的仓促，却有着一种成竹在胸的笃定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份笃定，源于其成熟的器官分配与管理体系——供肝一旦捐献，便由统一的系统完成匹配与调度，数据流转间，省去了诸多协调的牵绊，让医者得以沉下心来，在手术台上打磨每一个细节。这种“慢”，不是懈怠，而是让技术在从容中抵达更优的境界。

与Stuart Knechtle教授合照

        中美两国的器官移植政策环境，恰似两片不同的土壤，孕育出各自的生长姿态。国内的环境，带着人口基数与医疗资源分布的独特印记，我们在探索中前行，以“高效联动”弥补体系尚待完善的短板，多学科团队24小时待命，跨区域转运的日夜兼程，每一份坚持，都在为生命开辟通道；而美国的体系，历经多年沉淀，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捐献文化与分配机制，捐献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，分配更趋标准化，却也面临着等待名单漫长的困境。

        可无论土壤如何不同，医者对生命的敬畏与坚守，始终是共通的底色。Stuart教授谈及等待移植的患者时，眼底的悲悯，与卢实春教授在病房外安抚家属时的眼神，如出一辙；我们在国内手术台上为了缩短供肝缺血时间而反复演练的执着，与北卡团队为了优化缝合技术而深耕细节的专注，本质上都是对生命的珍视。这段研修经历，让我不再执着于“哪种模式更优”，而是懂得了取长补短，在差异中寻找可借鉴的经验，为国内肝移植事业的完善，寻找更合适的路径。

       树兰基金的光，照亮了我渡海交流的路，而北卡的研修经历，则为我的手术刀增添了新的重量与温度。我带着这里的从容与精准，回望国内的坚守与探索，愈发清晰地知道，未来的路，要将两地的所长相融，把成熟体系的经验，融入国内的临床实践与政策探索中，让技术在高效中更显精准，让体系在探索中愈发完善。

        北卡的晨光终会远去，但那段时光里的感悟与成长，早已化作我手术刀上的经纬，刻进了每一次诊疗与探索中。往后，我仍将以刀为笔，在肝脏外科的领域里，书写生命的希望，不负树兰基金的资助，不负医者的初心，让更多终末期肝病患者，能握住生的温暖。

蒙轩

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